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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南方周末》记者就浙江桐乡法治、德治、自治“三治”试验采访郁

作者:168亚博体育装饰官网网 时间:2019-12-01 21:24 来源:亚博体育装饰官网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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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年开始,桐乡就以德治、法治自治“三治”合一为手段开展社会治理创新实践,没想到4年后契合了十九大报告里的提法。

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郁建兴指出,“搞村民自治,党委政府还是应该更多还权于民。”

既不是党代表,也没有专门为开会做准备。陈炳旗觉得自己能列席2018年1月16日召开的镇党代会,是一份荣誉和责任。

这位浙江桐乡(县级市)屠甸镇的老村支书,能列席党代会,在于他的新身份——乡贤代表。

2017年下半年,在桐乡市委的倡导下,市内各镇、村的“乡贤参事会”作为一种新型农村社会组织陆续诞生,并参与村内的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,乡贤代表们的共同特征是:都是当地的“能人”以及从当地走到城市的精英。

桐乡市委书记盛勇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推广“乡贤参事会”是桐乡进行“自治”试验的手段之一。2013年,桐乡就以德治、法治、自治“三治”合一为手段开展社会治理创新实践。

但盛勇军没有想到,他们提出的“三治”,竟在4年后契合了十九大报告里的提法。

一位桐乡市委的干部说,当听到“健全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”这句话出现在十九大报告中时,“全市的干部队伍都沸腾起来了”。

“乡贤的话管用”

陈炳旗所在的屠甸镇荣星村乡贤参事会,于2017年11月30日注册成立,由该村的“能人”魏建华牵头发起。

魏建华是桐乡市星马针织制衣有限公司(下称“星马公司”)董事长,公司是明星企业,吸纳了三百多位村民就业,占全村劳动人口的六分之一。

近年来,魏建华先后出资为荣星村村民安装了自来水、修筑公路桥梁。在村里“颇具威望”。

这让荣星村党支部书记金福良在物色乡贤参事会会长时,第一个就想到了他。2017年年中,金福良找到魏建华,说市里想推广“乡贤参事会”,并计划先在屠甸镇试点。

魏建华立马应了下来。“自己也想为家乡做点事。”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加上和金福良是小学、初中、高中十几年的同窗,也希望能帮金福良一把。

荣星村乡贤参事会的筹备工作启动后,魏建华被确定为会长人选,另设两位副会长。理事和成员的确定,则取“自下而上”的方式,先由村民小组长广泛搜集村民意见,每个村民小组推举一两名乡贤。再由村民代表大会统一投票,选举产生9名理事和30名成员。最终产生了一支由退休村支书、当地企业家、走出去的社会精英等人组成的乡贤队伍。

很快,荣星村的乡贤参事会就第一次“派上了用场”。

去年下半年,村委会鼓励村民对垃圾进行分类回收,分为有害垃圾、餐厨垃圾和其他垃圾三类。但由于村民的垃圾分类回收意识淡薄,既嫌麻烦,也不知道如何分类。

工作迟迟难以推进。村支书金福良找到了魏建华,请他“做个表率”。魏建华当天就在员工微信群里发消息:务必要配合村委会推行垃圾分类政策落实到每家每户。他的员工大多数是本村村民。

而另一位乡贤、后来列席了镇党代会的老支书陈炳旗,在南方周末记者访的那几天,每天都戴着乡贤参事会的会徽游走于村里的各个角落巡逻,看到谁扔垃圾时没有分类,就上前说道说道。

“乡贤的话比我们(村委会)的话管用,我们说像指挥,他们说就是引导。”村支书金福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下一步将由村委会和乡贤参事会一起给村民们进行垃圾分类的培训,做村民们的思想工作。

为了纪念乡贤理事会的成立,荣星村还将一所亭子命名为“乡贤亭”。

桐乡市民政局副局长尤良南给“乡贤参事会”下的定义是:“在村委会引导下,群防群治的队伍”。

“推行自治后,我们现在全面鼓励社会组织的发展。”桐乡市民政局副局长尤良南,还有一个身份是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副主任。

他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,现在桐乡市鼓励四类社会组织的发展,分别为行业类、高新科技类、公益类和城乡社区服务类,“乡贤参事会”属于城乡社区服务类组织。

民政局的鼓励政策主要体现在降低了注册资金门槛,按照现代社会组织制度的规定,“乡贤参事会”的注册资金原本要3万元,现在只需要1000元。另外,民政局还给社会组织提供咨询代办登记注册、备案等业务。

哪个排在首位?

倡导“乡贤文化”的桐乡,位于浙江省北部杭嘉湖平原腹地,隶属嘉兴市,由于其东邻上海,北近苏州,西接杭州,地理优势突出,第三产业发达,经济发展也迅速,2017年人均GDP为115454元。

这座县级市还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。当地酒店里,甚至会特意摆上几本茅盾的《子夜》与丰子恺的《缘缘堂随笔选》,以提醒游客从这里走出去的名人和社会精英。

推动“三治”建设始于2013年,时值新一届党政领导班子刚刚亮相。已调任湖州市副市长的卢跃东,彼时是桐乡市委书记。“新官上任,我们提出四大奋斗目标,其中一个就是社会治理要一流。”2018年1月19日,卢跃东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。

卢跃东此前在乡镇一级基层有过8年工作经历,在他看来,越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方,社会治理问题越突出。“经济要发展,就会涉及资源整合。比如高桥镇当年建高铁要拆迁农民的房子,就会引发社会治理问题。”卢跃东说。

现任桐乡市委书记、时任桐乡市长盛勇军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分析,当时的桐乡正处于一个“事情越管越多”的时期。产业的发达带来大量外来人口,而政府的资源和力量有限,如果靠政府“大包大揽”,肯定“管不过来”。

用盛勇军的话来说,在1985年就被列入全国首批开放县(市)的桐乡,自古就有着改革与创新的传统。

于是,卢跃东和盛勇军商量着创新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——德治、法治、自治“三治”合一,并在2013年5月迎来一个推进的机会。

卢跃东至今还记得,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王辉忠到桐乡调研时,他向王辉忠提出了“三治”的初步想法,王辉忠当即拍板:“可大胆进行尝试、探索。”

很快,“三治”分别在桐乡三个镇开展试点工作,“德治”在高桥镇试点,“法治”在濮院镇试点,“自治”的试点地则在梧桐镇。

“仅仅开展了一个月,就发现越搞越不对劲。三治本就是相互作用的,相辅相成的,分开就不行。”桐乡市委一名干部说,之后,市委就将高桥镇列为“三治合一”的重点试点镇。

高桥镇位于城乡接合部,当时因修建高铁涉及村居拆迁与补偿问题,社会问题复杂。政府管理压力大,“也因此更具有代表性。”桐乡市委那位干部说。

而卢跃东对高桥的试点还寄予了另一点希望:“高桥”能比“枫桥”高一点。

“枫桥经验”是1960年代初,浙江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的化解基层矛盾的一套方法,概括而言就是“小事不出村,大事不出镇,矛盾不上交,就地化解”。

相比枫桥经验,卢跃东认为“三治”起到的作用更多不是“压住”问题,而是让村民真正能自己解决问题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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